癌魔骤临
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我刚从国外回到家。晚8时，时任我院医务主任的郭德鸿医生来电话，说已为我安排了明天的PET-CT体检。时近春节，医院内大堆事要处理，“无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无“病”无痛，认为“不会有问题”，便对郭主任说“以后再说吧”。“已为你约了三次了，这次一定要捡查。”郭主任语气中带着“命令”。“那我就查心脏吧。”我接受了，因为我已年过花甲，老年人的心脏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二天8时，我准时到了PET中心。尹主任将我安排上午查腹部下午查胸部。尹主任是广州有名的影像专家，自然要服从他的安排。接下来的过程是：测血糖-作过敏试验-进入休息室-静脉注射放射性核素（一种半衰期仅有2小时的18F-FDG）-平卧1小时-仪器扫描20分钟。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我来到贵宾休息室，坐在松软的沙发里，一面看报纸新闻，一边享用中心提供的牛奶，以解空腹之饥。
一刻钟后，尹主任来了，问我过去有未发现肝脏有什么问题。我脱口而出：“没有什么大问题呀！除了脂肪肝。”尹主任问：“有无占位性病变？”啊！我突然想起来了，“血管瘤”，我说，“那是多年前就发现的，多次超声、CT和MRI证实的呀！”我脑中一下子“糊”了，定了定神，起身走到对面的PET中心控制室。电脑屏幕上正显示我的肝脏，在左叶内侧清清楚楚有一几近圆形的红色区，大约钱币那么大。我突然明白了：我误诊了我的癌症至少8年了。
像打翻了一瓶醋，我脑中一片糊涂。虽然我从医40余年，经手诊断的癌症患者无法计数，但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时，心中仍然充满恐惧。我瘫坐在沙发里，心哔哔跳，极力控制不让眼泪流出。眼前呈现母亲三十五年患肝癌，在我面前惨死的情景，脑海里像放电影，一幅幅图像反复呈现：患有心脏病的老伴、被我动员从美国回国，正在国内创业的儿子、年仅2岁可爱的孙子，还有亲自创建尚在发展中的肿瘤医院、正在编写准备出版的冷冻治疗专著，还有经我治疗的一个个病人…..
尹主任看着我，说：“徐院长，CT片还需处理，还要大家会诊。PET-CT也有假阳性的。”我知道，这是安慰我的。
我马上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信手浏览网站。医院总经理左建生来了。左总比我年轻20年，是学生辈，他硕士毕业后就到我当科主任的科室工作，其后十五年的相随相伴，让我们相互的了解不亚于父子间。他看着我，面上露着笑，但一看就知道这笑是装出来的，别扭的说：“刚才尹主任来电，说你肝脏了有血管瘤。”我看着他，此时他的眼里已泛出泪花，说：“建生，明天给我做肝动脉造影。”他问：“要不要我陪你去上海、北京找专家会诊？”我说：“你不是知道我从事的什么专业吗？”我莫名其妙的发起“无名火”。说完就懊悔了。
其实这“无名火”是给自己发的。我又恨又惭愧：作为一个研究肝病几十年的医生，竟然误诊自己的病长达8年。早在1998年，一次意外的超声检查发现肝内有一“占位性”病变，再作CT检查，发现有“快进快出”征象，意即注射的造影剂快速进入“占位”区域，又迅速流出，被认为是“血管瘤”。2年以前，一位对我不熟悉的超声医生曾断定我肝内病变是“恶性”，但由于这位医生没有名气，后来CT和磁共振又显示“快进快出”，我也就“确诊”这个“肝占位”是“血管瘤”了。
第二天，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躺在了DSA诊疗台上。著名血管介入专家罗鹏飞医生将一根导管插入我的左侧大腿根部股动脉，不到十秒钟，导管就进入肝动脉，呈一倒“J”形。随之，罗医生“命令”：“呼气-吸气-屏住”，在自动注射器的推动下，造影剂一下子布满全肝。罗医生特地将影视屏放到我能看到的位置。只见白色造影剂到了“肝占位”处，快速散开，没有“成团”。罗医生看着我，没有谈造影结果，只是问：“徐老师，要不要作肝活检？”罗医生为人十分谦虚，多年来一直叫我“徐老师”。由于血管造影不显示血管瘤，此时我心里倒坦然了，说：“谢谢，手术时一起做活检吧。”
我对在一旁陪着我做血管造影的胡以则教授说：“老胡，马上给我开刀！”见老胡稍有迟疑，我说：“不找其他任何人了，就是你为我主刀。”胡教授是我30年的朋友，他是我国肝胆外科奠基人裘法祖院士的第一个研究生，曾在英国皇家医学院研修，是广州数一数二的肝外科专家，从创建复大医院那天起，他就是我院首席外科医师。胡教授拉住我的手，说：“放心，我一定将你那个‘东西’连根拔除。”
走入“未知”
按照胡教授的意见，我将接受肝叶切除手术，由于肿瘤在左叶内段，因此我的肝左叶，大约整个肝的25%将完全被切去。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还是医学院学生，看到学校校报上登载XX老师为肝癌患者做了肝叶切除手术，我们相互传阅，为老师的成就欢欣雀跃。半个世纪过去了，谁能想到，这个当时认为的“高难手术”如今竟落到我身上。真是人生如梦，命运难测！
2006年1月26日，那年春节前的第4天，我作为病人住入医院。上午，医生来问病史，常规体格检查，再查心电图、血常规、血清电解质，中午，吃了一晚粥、一碗蒸鸡蛋和少许菜汤，睡了一觉，下午3点，主治医师来了，告知“明天将为你手术”，“考虑作左肝叶切除-肝癌根治术”，又让我看了“手术知情同意书”，在“手术意外”这一栏，上面已用钢笔写上了“出血”、“器官损伤”、“术后感染”、“伤口裂开、不愈合”等，主治医师抱歉的说：“徐老师，这是常规，对不起。”我在做年轻医生时，也经常做类似“术前告知”。虽然我现在是资深医师，又是一院之长，主刀医生又是朋友和专家，但手术时一刀下去，没有任何医生能保证不出任何意外。既然接受手术，就要承担风险。我爽快的签了字。
下午5时，麻醉师来了，照例给我介绍了麻醉方法、可能发生的意外，包括心跳骤停、呼吸抑制、休克和过敏反应等。我签了字。
在“麻醉知情书”上签字时我的手似乎更为沉重。过去我曾在麻醉下接受过胃肠镜检查，那是浅麻醉，这次需要气管插管，麻醉时间不会短。如果说手术的成功取决于主刀医生的知识、悟性和技艺，手术的安全性则主要取决于麻醉。这次将给我上麻醉的是麻醉专家卢教授，我相信她的技术，但手术是“真刀真枪”，未知因素很多。上世纪70年代，中国当时一位权倾一时人物的妹妹接受手术，上海最著名的麻醉权威给她麻醉，误把“笑气”当成氧气，病人当场死亡。那位麻醉权威因此被“下放”劳动，直到那位权倾一时人物垮台。虽然病人的那位兄长后来被公审为十恶不赦的罪犯，但她本人却是一位无辜者。麻醉师也绝无“政治阴谋”，而是过于重视，弄巧成拙。所以当我看到麻醉知情书上有“麻醉意外”时，马上想起这些，不免扑扑心悸起来。
晚餐是一碗稀饭，半个鸭蛋。遵照医嘱，8点后禁食。我太太陪在一旁，但我们心照不宣，似乎最好的安慰是相互什么也不说。口服了一片硝基安定药，很快入睡了，睡梦里见到我已开完了刀，发现不是恶性肿瘤，而是良性腺瘤，大家向我祝贺，我开心，欢笑，笑得很厉害，以致我太太把我推醒了，那时已是凌晨5点。但我马上真正考虑起我肝内那个“东西”来。凭我的肝病知识和经验，我推测那个“东西”是恶性的，但由于其生长缓慢，可能不是一般的“肝细胞癌”，而是“胆管细胞癌”。
7点，护士来为我插了胃管。管插很顺利，几秒钟就进了胃内，当然我自己的配合也很重要。手术室护理员推着车来了，我自己上了车，把手表从手上拿下交给儿子，告诫他“好好照顾妈妈”，脑中突然冒出“出血”、“呼吸机”、医生紧张抢救等场景，有一种跳下车逃脱手术的冲动。车子两旁护着我的家人、同事，刚想跟他们讲几句话，我已被推过手术室大门，进入那未知结果的特殊“禁区”。
噩梦醒来
我被一噩梦惊醒了，想叫，但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叫不出来，又想舞动手脚以缓解恐惧，但感到手脚上好像有座山压住。我听到我太太的声音：“克成，克成，不要怕，我们在你身边。”我极力睁开眼，看到我的同事左建生、牛立志，还有深圳的好友叶平院长和刘锦涛主任，…..只听到“好了，醒过来了”一个个熟悉的声音。
我记起了进入手术室的那一瞬间。没有让护士帮助，自己“勇敢”地爬上手术台。随之，两只手被绑在台子两侧，左右各有一位护士，迅速将两根粗针分别穿入我的左右静脉，接上悬挂在两侧的输液瓶。在头侧，麻醉师芦教授对我说：“徐教授，我们给你上麻醉了，你马上就会睡了。”说着一个面罩罩在我口鼻上，只几秒钟，我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我记起可怕的一幕！……我的腹部被一根好长的尖刀划开，肠子一下子流出来，刀子插得很深，我主动脉被划破了，血像潮水涌出来，医生和护士忙的疯了，一个医生用我的肠子去堵破裂的血管，但肠子上都是转移性肿瘤，瘤子像石头一样硬，不能堵住缺口；我的气透不过来了，卢教授往我气管里又插入一根管子，她拼命往里塞，我叫了……终于听到我太太在叫我。我醒了，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又看，恍惚回到新的世界。我看到了插在我鼻腔里的胃管，记得是昨天护士给我插的；看到腹部被绑上白色腹带，从腹带缝隙中伸出几根管子，断定是腹腔引流管。我这时清楚地明白了胡教授已给我做了手术。我极力抬起头，见胡教授出现在我面前，他把头靠近我，说：“老徐，放心吧。整个肝左叶切除了，那东西完全被清除了。”
“肿瘤多少大小？”这时我脑子已完全清醒了。
“和术前估计差不多，3厘米左右。”胡教授比划着一个核桃那么大小。
“有无转移？”
“没有，肯定没有！”胡教授讲得很肯定，“我仔细查了，没有血管侵犯。”
胡教授是个很细致和认真的人，我相信他的判断。又问：“有无做病理？”这是最关键的，因为癌症的类型和分化程度与预后有直接关系。
“做了冰冻活检，如你所料，是胆管细胞性肝癌，高分化为主。”胡教授显得很轻松，又说，“没有输血。”
他知道我非常关心输血，所以他特地补充一句。一方面，不输血意味术中出血少，无疑对术后康复有帮助，另一方面，据研究，输血会促进癌症转移和复发。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统计肝癌手术治疗效果，发现术后复发率在接受输血组明显高于未输血组，而且与输血量呈正比，原因不明，可能与输血抑制免疫功能有关。
我坚持要亲自看看切下来的肝脏组织。在一旁的同事看看胡教授，似乎有些疑虑。老胡却说：“好好，让你看看。”他可能也想证实刚才的说法，让我定心。
几分钟后，肝组织取来了。那是一块巴掌大的深褐色肝左叶，在与右叶相邻处，有一灰白色块状硬结节，边缘尚清楚，除此之外，没有看到“子灶”。在左叶的另一侧，有一个水泡样病变，凭我经验是“囊肿”，不是恶性病变。肝脏是人不可缺少的脏器，但也是发生最多疾病的场所。我手捏肝组织，看了又看，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我曾经专门学习和研究过肝脏病理，那是研究其他人的肝脏。能够亲自看、亲手触摸自己的肝脏的人，除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呢！
好事多磨
坏事多灾，好事也多磨。生了癌症，开刀切除，是坏事，也是好事。肝切除属于大手术，但一般术后半月就可恢复。我的手术本身，应属顺利，但术后恢复却花费了一个半月。
人在危难期，有时反而比无关者更能泰然处之。虽然我身上插了6根管子，包括胃管、中心静脉插管、两根腹腔引流管、导尿管和背部麻醉管，加上手臂外周静脉输液管，但我仍能“既来之，则安之”。我的儿媳妇在手术后第二天从上海赶来，一进病房就呜呜哭起来，问她为什么？她说爸爸原来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变成这样！儿媳妇不是学医的，没有见过医院“世面”，她见到的当时的我，一定很狼狈。我们当医生时间长了，面对病人的痛苦常常习以为常，现在自己有体验了，以后对病人要更加体贴、关怀。我这样想道。
由于定时注射止痛剂，术后并不感疼痛。为了促进肠蠕动，减少日后肠粘连，第二天我就半坐起，第三天，我就在床上翻身，并练习腿部活动。在其后几天内，先后拔除上述管子。我强制进食，坚持下床小便。我很高兴，不顾太太反对，坚持要来手提电脑，看起文献。一周后，我要求检测血液里肿瘤标记物，原先轻度升高的CA 19-9恢复正常。唯一的等待就是腹部伤口拆线了。我想像着早日坐到办公台旁，走进病房去查房。
手术后第十天，腹带打开，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上腹部正中横行切口，足有20厘米长。肝叶切除必须要这么长的切口。术前胡教授与我讨论手术方案时，我就同意不要太顾及切口长短，以充分暴露为准。现在令我震惊的是，切口处充血，部分隆起。我意识到麻烦来了：脂肪液化。
手术切口的血管被切断，如皮下脂肪得不到充分血液供应，可发生液化。这在腹壁脂肪肥厚者常常遇到。谁叫我的腹壁那么肥厚呢？我自认“倒霉”。
几天后，我的整条伤口全部液化，只好将缝线全部拆除，将切口暴露，让液化的脂肪全部液化，再予以清除。
没有特殊药物可以应用，唯一的处理就是每天在切口上“换药”，清除坏死物，保护新生的“肉芽”。那一段时间里，心理的负担多于生理上的痛苦，我不知哪一天能在莲蓬头下或浴缸里痛痛快快洗个澡，也不知哪一天能走进病房，再为病人看病？
迄今尚不知有什么方法能预防“脂肪液化”。虽然不是致命的病变，但对人的折磨确是实实在在的，有时还可引起医疗纠纷。医学常常有困惑，脂肪液化可能就是一种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