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去抗癌:引子

2016-11-16来源:
[摘要] 2010年我写的《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广州出版社)出版后,社会评价不错,再讲的“实话”已经不多了。2011年年一月访问美国休斯敦MD安特森癌症中心,应邀在那里做了一场报告。

  写本书可谓是一波三折。

  2010年我写的《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广州出版社)出版后,社会评价不错,再讲的“实话”已经不多了。2011年年一月访问美国休斯敦MD安特森癌症中心,应邀在那里做了一场报告。回来后正遇春节,华裔教授谈东风和陆国辉不约而同来电话,祝贺节日,告诉我:“你在我院那场报告,让我院那些老外感动了,他们对你们治疗的那些奇奇怪怪病例感到震撼,说你自己抗癌经历也很神奇。”他们建议我应该再写一本书,记载我的抗癌经历,因为“那是宝贵财富”。

  几天后,我接到MD 安特森癌症中心国际部首席专家Dr Epner的邮件,说对我院在治疗癌症方面取得的“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s”印象深刻,希望合作:“I thoroughly enjoyed meeting you this afternoon during your visit to theInternational Center.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e many incredible accomplishmentsby Fuda Cancer Hospital……We are very interested in building bridges andcollaborations with your world class institution and the many fine people whowork there. I think there is much potential for great work between us.”(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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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与Dr Epner 合影

  MD安特森癌症中心是美国三大癌症医院之一,近几年在美国连续排名第一,我访问该院,主要是学习,所做的报告,主要讲我院是如何应用“3C+P”模式治疗不能切除的癌症,其中也介绍我自己患过胆管细胞性肝癌。记得当时在座的医生兴致很高,提了不少问题。

  我对谈东风和陆国辉教授的建议一直记在心上。两位教授是MD安特森癌症中心病理和实验治疗专家,国际上很有威望。但我一直没有下笔,主要我想进一步“考验”我的癌症。我是2006年一月被诊断出患肝癌,做了肝叶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胆管细胞性肝癌。到2011年一月整整5年。文献中此种肝癌的5年生存率很不一致,从5%到50%。我真是一位“奇迹”的“幸存者”吗?

  又一年过去了,2012年1月23日,春节。我带领全家去印尼巴厘岛度假。朋友为我举行晚会,庆祝我的“新生”。我的孙子突然对我说:“爷爷,你比我小,我已7岁了,你只有6岁。”正在大家惊奇之际,我猛然明白了:如果将2006年1月26日手术之日,作为我新生命的开始,我已“新6岁”了。

  有一篇文章曾专门讲“癌症心理”,那是一种痛苦、恐惧、担忧、快乐、幸福,汇聚成一种斑斓的特殊心理状态。我生性好强,但面对随时会到来的死亡,也是“外强中干”,逃不过这种心理。可是,终究比“5年”又多了一年,整整活了6年了!于是,在“新6岁”,我动笔写这本书了,出发点是:即使我的癌症马上复发,对那些刚刚生了癌症,正盼望活到“5年”的患者,也许有些启迪。我将书名取为“跟着我去抗击癌”。

  2012年3月,台湾著名记者和出版人谢秀丽女士来我院住院,她的丈夫焦桐是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著名作家、饮食评鉴家。谢女士将我写的初稿要去。第二天,我一进她的病房,她就说:“徐医生,我好感动呀!你的书让我流了好多泪呀!”

  焦桐先生把我的《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电子版和《跟着我去抗击癌》一起带去了台湾,后者作为前者的副本,合成一本,用繁体字,由二鱼出版社出版,谢秀丽女士为本书作序。6月7日,新书首发式在台湾师范大学举行。马来西亚星洲报业集团总编辑萧依剑女士专程赴台祝贺,并当场向二鱼出版社要求,希望授权在马来西亚用简体字出版。星洲报业集团属下的《光明日报》承担了这项任务。8月18日,我应邀赴吉隆坡,在马来西亚一年一度的书香节上,做了一堂讲座,随后举行了签书仪式。

  但是,在国内出版本书我一直心有疑虑。虽然在给病人看病时,我常常对病人说:“Follow me”,意思是“跟着我”。这基本上是开玩笑的话,要单独用这句话为书名,作为一本严肃的出版物发行,是否会误导病人?

  最近一位病人的痛苦遭遇让我消除了疑虑。2012年8月26日,一位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他的太太患周围性胆管细胞性肝癌,去年11月份前在上海接受了肝叶切除手术,为“巩固疗效”,又接受了放疗和化疗。但就在化疗期间,出现肺肝骨转移,腰背痛不欲生。他带着太太到了北京,希望接受免疫治疗。我在电话中说,任何单一的治疗都不可能延续他太太的性命,整合几种治疗也许能改善病情。4天后,他们乘火车来到广州。住入我院后,我马上去看她。眼睛黄染,皮肤干燥无光,虽然她没有呻吟,但看出来,这位年仅40几岁的中年女性,在极力忍住疼痛,显示出非常的求生欲望。带来的病历资料显示:贫血,血小板仅3万(正常应该大于10万)。入院第二天CT报告,肝转移较半个月前CT上显示的明显增多,新出现脑转移。血小板降至8000。

  再过10多个小时,大便出血,这让已经严重贫血的她雪上加霜。除了对症处理,我们几乎不能做任何特殊治疗。我去ICU看她,她对我说:“我准备回山东老家了,在家中休养,以后争取再来。”她笑了一笑,拉住我的手,用力握了一下。我心里一阵痛,着,说:“好。等你来。”借故走到隔壁的病房,因为我的的眼泪快流出来了。当天下午,她的丈夫来到我的办公室,说:“在上海,对于是否手术,是否放化疗,医生们有不同看法。但我们听信了……”,他说不下去了,停了好一阵,深深叹了一口气:“徐医生,你患的是和我太太一样的病,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如果早跟着你……”

  “如果早跟着你”,2年前,另一位患同样癌症的患者也讲过这样的话。我在《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曾介绍过这位患者。他是一家上市公司老总。他的病与我的一样,均是周围性胆管细胞性肝癌,不同的是他的肿瘤在肝右叶,我的在左叶,他的肿瘤比我还要小,更重要的是比我小20岁。我们均接受了肝叶切除。术后,关心他的人肯定比我多,用钱肯定也比我宽裕,“好药”也会更多。他接受了程序性化疗、放疗。结果很惨:4个月后,他的肿瘤突然“冒”出来,肝脏、肺和骨,到处都是转移的癌肿。肿瘤压迫脊髓神经,让他痛不欲生。他在2009年9月份来到我院。“同病相怜”,我要我的医生千方百计为他止痛。一周后,痛缓解了,他从7楼病房上到我在9楼的办公室,说:“我们的肿瘤相同。你对你的肿瘤,采用的是‘手工操作’,而我采用的是程序化操作,‘流水线’。”他苦笑了一下:“我知道,现在的好转是暂时的。”他停住了,眼泪泛出泪花。我站起来,为他泡了杯热茶。半响,他深深叹了口气:“教授,我好懊恼!早点跟着你……”

  我、山东大姐和上市公司老总,我们患的是同样的癌症,我活下来了,活过了6年半,他们却已经离开了,在痛苦和煎熬中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是否还有第二个山东大姐、第二个第三个老总呢?”我痛苦了几夜没有安眠。我是幸运者,比他们不知幸运多少倍,还有什么疑虑呢!

  我将原先交付台湾出版的《跟着我去抗击癌》做了较大修改,增加了内容。我决定把我的经历告诉国人,将作为一个医生和癌症病人的所想所思所遇所行,告诉正在抗击癌症的“癌友”,告诉所有关心我们这些“癌人”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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