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现在对癌症的治疗，病人和医生都处于各种麻木中。 我们不能让病人再承受“治疗之苦”了。
2013年11月，我在印度尼西亚演讲。有一位老病人问我：“徐医生，癌症治疗真的那么复杂吗？”这是一位78岁女士，但正如她的名字“春妹”那样，她的脸上看不到寿斑，甚至皱纹都很少，看上去不到60岁。她讲了她的故事——
2006年，她在美国。她的儿子在美国工作。一天，她突然发现“下身”出血，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颈癌。4个医生，包括两个美国医生、一个俄罗斯医生和一位华人医生一致认为：肿瘤已侵犯到子宫周围组织，必须先化疗再手术。她说：化疗是“毒药”，不接受；手术伤害大，自己年龄那么大，怎么吃得消？她回到印度尼西亚，要找一种没有痛苦、也不会掉头发的治疗方法。几天后，她到了中国深圳的一家大医院，4个医生为她会诊，也是动员她接受化疗和手术。她心灰意冷：癌症治疗真的那么复杂和痛苦吗？
春妹婆婆是一个倔强的人，她辗转来到广州我院。让她失望的是，这里的医生也是建议她接受手术。她发火了，将儿子从美国叫来，她对医生说：“我是奔着你们的微创治疗而来的，如果手术，我为什么不在美国进行？”
医生们做了认真讨论。先给她做了血管介入局部化疗；10天后，给她做了子宫颈冷冻；随后，又给她做了光动力治疗，先静脉注射一种“光敏剂”，48小时后，用一种红色激光局部照射子宫颈局部。一周后，她出院了。
如今，她已“无病”度过8年了。她说：“徐医生，我是幸运的，几乎没有受痛苦，癌症却治好了。但说句老实话，我的治疗也比较复杂，花的钱也不少，如果能有既简单又便宜的方法就好了！”
初听起来，这位春妹老太太似乎有些“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似乎有违常规。许多肿瘤治疗药物或疗法都很贵，比如，一种针对肺癌的化疗药培美曲塞，仅一瓶就卖1万多元人民币。但细想下来，春妹提的要求并非奢望。历史上就曾经有过“简单”又“便宜”的治疗。
2013年12月，著名Nature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A Caring Culture”，副标题“William Coley在一个世纪前发现一种方法能促进免疫系统，战胜癌症。在被忽视数十年后，今天科学家们正在寻求复制他的成就”。
100多年前，William Coley，纽约斯隆卡特琳癌症中心的一位骨科医生，发现肉瘤病人被细菌感染后，肿瘤奇迹般消失了。在这以后长达40年内，他用热灭活细菌制成疫苗（即“Coley 毒素”）治疗了数百名肿瘤病人，不仅有骨肉瘤患者，也有其他癌症患者，1/4的病人被他治愈。
1999年，有人将Coley毒素治疗的128例病人和接受常规现代治疗的1675例进行比较，发现他们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8.9年和7.0年，而且采用 Coley毒素治疗的肉瘤患者半数生存了10年以上，但用常规现代治疗的患者中仅38%生存超过10年。Coley 也改善了肾癌和卵巢癌患者的10年生存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Coley取得的成绩也是辉煌的。美国加利福利亚的一位研究者Charlie Starnes 说：“Coley为他的病人（肉瘤患者）所做的远比我们今天为同类病人做的要好得多。”
但是，经历一个多世纪，Coley免疫治疗也没有获得注册和公认，也就是说，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中叶化疗和放疗建立。化疗和放疗易于标准化，而Coley的方法需要细心地评价每个病人的情况，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且其治疗机制也不是很明确，不易标准化；加之，化疗药物推动了制药工业发展，其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让人趋之若鹜。所以Coley去世后，这项治疗几乎被忘记。
《Nature》杂志的这篇文章似有为Coley疗法“翻案”之意。治疗癌症如果真能像Coley那样，用那么简单的治疗，取得的效果又比现在所用的“现代疗法”好，那对患者是多大的贡献！
我常常对一些治疗结果心存痛苦。一次，我去看一位结肠癌晚期病人，他接受了一种靶向治疗。这种被肿瘤界誉为“皇冠上宝石”的分子靶向药物，是美国FDA 2004年批准的新药。我们希望这种药物能给病人带来新生。但病人应用该药第3个周期后，出现难以控制的肠道大出血，不幸去世。他的家属是基督徒，没有抱怨，挽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尽力了，上帝召他回去了。”我心里却一阵阵地痛。这种药的研究在美国历经 10年有余，耗资上亿美元。400名晚期结肠癌患者接受试验，生存期平均较未用该药者延长4.7个月。这一数字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意义，但对于平均生命不会超过16个月的晚期结肠癌患者来说，到底有多大的实质意义？何况70%的患者有这样那样的副反应，而且每一个周期需耗资数万元人民币。
2004年3月22日， 美国《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由癌症患者访问数名 专家后写成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输掉这场抗癌之战？》（Why We're Losing the War on Cancer），文章说：人们良好的希望在几十年后的今天 还看不到实现的可能。癌症患者的生存期比过去延长了，但这种延长是以月而不是以年计的。文章指出，应用药物治疗癌症的“目标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实施‘适当’的科学……”文章问道：“你耗费10年以上发现一种新药，这种新药与现有疗法相比，缩小癌瘤的程度平均增加 10%。对患者有多大益处？”
新的药物与日俱增，但残酷的现实没有因此而改变。两位意大利药理 学家在英国医学月刊发表论文，他们把1995—2000年在欧洲上市的12种治癌新药的疗效，同相应的“旧药”比较，发现这些新药对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没有实质性好处，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反应也没有减少。但是，这些新药的价格却大幅上升，其中一种新药比相应“旧药”贵350倍。
我们倡导肿瘤“绿色治疗”，就是希望突破目前癌症治疗的框框，走出一条既简单又价廉的治疗之路。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血液肿瘤专家王振义院士，发明了“诱导分化疗法”。用这种疗法治疗一种极恶性的白血病，治愈率95%，方法就是口服一种无副作用的药物，费用不及前述的一瓶化疗药。他说：“治疗癌症一定要创新。也许，癌症治疗没有那么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