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破一种“癌文化”

2016-12-14来源:
[摘要] 在肿瘤治疗的圈子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癌文化”或者游戏规则,即肿瘤医生或专家们在书上或论文上写的不一定是他们内心认可的。面对癌症患者,医生关心的首先是治疗的合法,有无文献根据,或者能否上文献,而不一定是合理的。

  在肿瘤治疗的圈子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癌文化”或者游戏规则,即肿瘤医生或专家们在书上或论文上写的不一定是他们内心认可的。面对癌症患者,医生关心的首先是治疗的合法,有无文献根据,或者能否上文献,而不一定是合理的。他们看重的往往是肿瘤的缩小或清除,至于这种治疗会不会给患者带来“二遍苦”,受“二茬罪”,能否让患者生活得快乐,生命获得延长,则是其次的事。

  “长期生存”会上的激动

  我的老师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我问她有没有接受化疗,她说“坚决不”。她的丈夫是著名的肿瘤专家,著有大部头的肿瘤专著。

  2006年底,我院召开“如何让癌症患者长期生存”讨论会,除邀请有关专家外,还邀请了一些已生存了至少3年的“晚期”癌症患者。会上出其不意地出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来自湖南益阳的肺癌患者鲁先生上台发言,讲述自己怎样计算着活过了100天。2004年,他突然咳嗽,在长沙某医院查出肺癌,活检证明是“非小细胞性”,医生告诉他估计生命只有3个月,100天左右。他上有90岁的老母,下有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他不能死,他每天计算着,生命还有90天、80天……到了还有50天时,他在家住湖南衡阳的姐姐的陪伴下来到我院,接受了冷冻治疗。鲁先生介绍自己生病的经过,不慌不忙,语调低沉,没有哭也没有笑,叹了一口长气,说:“我现在已活过10个100天了。”台下一片寂静,不少人在擦眼泪。突然,一个年轻人走上台,一把抱住鲁先生,呜呜哭起来。没有等台下人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时,年轻人走到喇叭前,声音嘶哑地说:“我是记者,今天我不是作秀,我本来不相信,不相信我的舅舅能活过来……”

  原来他叫李凌,是湖南《三湘都市报》的著名记者,就是前述首先打电话给我,要求救治湖南郴州“外星人”黄春才的记者。鲁先生是他的舅舅,迄今已健康生存7年了。李凌说,他的舅舅被诊断出肺癌后,全家陷入“水深火热”中,他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他的姐姐到处打听哪里能治她弟弟的病,终于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看到了“复大”(指我院)。李凌说:“我过去不相信医院,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广告了……我的舅舅活过来了,医生的职业真神圣,医生真伟大!”

  鲁先生介绍自己治病的经过

  正当李凌向台下医务人员深深鞠躬时,一位中年人快步走上讲台,说:“我是××医院的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我很惭愧,因为在我院,患者入了院,不管是否适合,就给化疗,一直化疗到死……”他眼睛湿润了。

  接着,一位年纪稍大的医生上台接过话筒,说:“我是××大学附属××医院放疗科主任。患者入了我们科,就是放疗。即使不合适的患者,也是放疗,因为这是我们的正规武器、合法的治疗,而患者能否生存下去,我们医生只能管‘病’,不能管‘命’。”他说:

  “今天听了这些患者的讲话,我很震撼:医生要有良心。”

  “医生要有良心”

  “医生要有良心”,这就是医疗文化的核心所在。加拿大一位癌症统计专家曾对数百名肿瘤科医生进行调查,问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患了癌症,是否接受化疗,结果是70%以上的医生回答“不”。一位某大医院的肿瘤内科医生对我说:如果自己的亲属和要好的朋友患了癌症,他不忍心给他们化疗。

  如前所述,我们绝-对不是主张废除化疗,而是不能不分什么癌症,不管什么阶段,都化疗。网上曾披露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肿瘤专家汤钊猷教授的一段话:“对于一部分患者,放化疗有可能使肿瘤的恶性程度更高,诱生新的肿瘤,更可能刺激癌症转移。”

  院士的重大发现

  汤院士的看法在科学上已得到证明。2009年12月19日广东各大媒体发布一个重大新闻———

  南方日报讯(记者/陈枫通讯员/黄金娟陈軻):广东医学科研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近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益新带领的科研团队在美国权威杂志《生物化学》上发表论文表示,肿瘤干细胞新的“起源”学说已经得到实验证实,即普通肿瘤细胞可以演变成肿瘤干细胞,从而导致肿瘤复发。这一研究成果将对肿瘤治疗的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曾益新介绍说,肿瘤干细胞的存在被认为是肿瘤发生和复发的根源。在肿瘤放疗和化疗中,普通的肿瘤细胞对治疗是敏感的,容易被消灭,但肿瘤干细胞却具有很强的耐受力,不容易被摧毁,如同“种子细胞”,会继续产生新的肿瘤细胞。

  对于肿瘤干细胞的来源,学术界普遍认为来源于组织成体干细胞的恶性转化。2004年,曾益新首次提出肿瘤细胞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基因组不稳定,那些与干细胞表型相似的肿瘤细胞能够耐受化疗和放疗,成为复发和转移的“种子”。曾益新认为,导致DNA损伤的治疗会加剧肿瘤细胞业已存在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加大产生肿瘤干细胞的可能性。他认为由组织干细胞恶变产生的细胞可以称为肿瘤干细胞,而由普通肿瘤细胞因为基因组不稳定而产生的细胞应该称为“干细胞样肿瘤细胞”。

  近几年来,曾益新带领的科研团队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他们发现鼻咽癌中确实存在有生长能力特强、能抗拒化疗和放疗的干细胞样肿瘤细胞(2006年已发表于美国《癌症研究》杂志)。一系列的研究均显示,DNA损伤所引起的基因组不稳定性,是完全可以导致普通肿瘤细胞变成干细胞样肿瘤细胞的。在肿瘤化疗中,DNA损伤剂一方面有可能消灭肿瘤细胞,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基因组不稳定性,诱导了普通肿瘤细胞演变成干细胞样肿瘤细胞。

  曾益新指出,如果这一学说最终得到更多的实验证实,那么肿瘤的治疗策略也要相应发生改变,比如在肿瘤治疗中,要注意维护基因组的稳定性,尽可能预防普通肿瘤细胞向干细胞样肿瘤细胞演变;部分肿瘤化疗会导致DNA损伤,研究人员需要重新评估它们的长期作用,特别是谨慎对待DNA损伤剂的使用。

  曾益新教授的研究是对肿瘤的癌干细胞理论的重大发展。从目前的资料看,目前尚无有效的化疗药物和放疗能杀灭癌干细胞。化疗后,肿瘤可以缩小甚至消失,在判断治疗反应时评定为“部分反应”(PR)或“完全反应”(CR),但这并不是“万事大吉”,因为“种子细胞”即癌干细胞没有被消灭,复发仍随时可能发生。曾院士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发现,不仅原先存在的癌干细胞不能被化疗药物消除,在物理的(曾院士的研究中用紫外线)和化学的(曾院士的研究中用丝裂霉素c)的作用下,一般的癌细胞会更“顽强”,变成干细胞,就是所谓干细胞样癌细胞。曾益新教授的研究证明了汤钊猷院士所说的“更可能刺激癌症转移”论断的正确性。

  医生围着患者转

  但是,研究和临床常常不是一回事。2004年美国《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应用药物治疗癌症的“目标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为了实施‘适当’的科学……”文章问道:“你耗费10年以上发现一种新药,这种新药与现有疗法相比,缩小癌痛的程度平均增加10%,对患者有多大益处?”对于近年来被广为宣传的Erbitus和Avastin,文章作了这样的结论:“无论这两种药中哪一种,都无法挽救今年将要死于结直肠癌的57000名美国患者中哪怕少数人的性命。”

  我曾对于Avastin这一抗血管新生药抱有极大希望。用此药治疗的第-一例患者是晚期胃癌伴肝内多发性转移,伴有血性腹水、深度黄疸,是被上海一家医院拒治后,家属包了一节火车送来我院治疗的。我给她试用了Avastin两周,症状就改善了90%,肝转移病灶消除70%。虽然维持仅4个月,我仍对该药的前景抱有信心,并继续用来治疗其他疗法失败的患者。但后来治疗的一位结肠癌晚期患者,让我陷入了痛苦的思考。这位患者应用该药第三个周期后,突然出现肠道大出血。紧急做胃镜、肠镜检查,未找到出血灶;腹腔动脉造影,提示中段小肠出血;快速输血,但出血量远不是输血能替补的。我是从事几十年的消化科医生,这样凶猛的出血甚少看到。我在指挥医生采取各种抢救措施的同时,内心却在颤抖。患者在我的面前,从清醒到昏迷,血压从140步步降到50、40、0……不幸去世。家属是基督徒,没有抱怨,挽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尽力了,上帝召他回去了。”我心里的紧痛却持续。我回顾了应用Avastin治疗的患者,反问自己:Avastin的研究在美国历十年余,耗资上亿美元。400名晚期结肠癌患者接受试验,生存期平均较未用该药者延长4.7个月。这一数字对于研究者来说有意义,但对于平均生命不会超过16个月的晚期结肠癌患者,到底有多大实质意义?何况在70%的患者中有这样那样的副反应,包括上述病例发生的肠道大出血,更何况,每一个周期需耗资数万元人民币。

  菲律宾前副总统Guingona先生(右一)在家中接见作者,左一是他患胰腺癌的弟弟

  2009年底,我在菲律宾访问,前副总统先生Guingona在家中接待我,谈起他的弟弟在我院的治疗。他弟弟患胰腺癌伴肝转移。副总统说:“为什么我的弟弟在你院治疗后好转,至少稳定了,主要是你们医生只给了患者最需要的治疗。”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癌文化”,这种文化的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医生要围着患者转,而不是围着“肿瘤”转。生命可贵,珍惜生命。关注患者的生命就像关注自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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