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科学、技术、艺术的结合，但常被忽视的是“人文”。 以病人“实际利益”为重，永远是医生为医的信条。
一般而言，年龄越大，患癌症机会越多。那么，老年癌症的治疗有无特殊性呢？
日本曾发生“保器官”的讨论，并对两位天皇的手术是否恰当有过争论。
昭和天皇在1987年被查出患胰头癌，当时已发生肠梗阻，接受了手术，术中发现胰腺不能切除，仅做了十二指肠—空肠吻合术，即将梗阻上端的十二指肠与空肠连接起来（捷径术），对胰腺肿瘤本身没有触及，也没有做化疗。术后，天皇能跟以前那样吃东西，并恢复工作。16个月后，天皇死于肿瘤进展并发大出血。
第二位天皇，就是现任的平成天皇，在常规体检中被查出血液前列腺相关抗原（PSA）升高，再做穿刺活检，被证明是前列腺癌。他接受了前列腺切除的根治手术，术后的病理检查证明是局限性高分化腺癌（B 期）。术后恢复顺利，重返工作。
日本医学界后来讨论认为，对第一位天皇做的“捷径”手术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强行做Whipple手术，不一定能完全切除癌肿瘤。即使完成手术，术后生活质量也不会好，加之化疗会将人体“正气”打垮，真是“好死不如歹活”；而做简单的“捷径”手术，患者术后迅速恢复，最后虽然不免一死，但死前“活得开心”。但对第二位天皇的前列腺切除，认为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前列腺癌发展缓慢，早期病例即使采取“搁置—观察”，也可5～10年没有进展。
两位天皇的治疗是很早以前的事。近年来，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微创消融技术应用于肿瘤治疗，使得一些不能或不能耐受手术切除的肿瘤，在病人不遭受巨大痛苦的情况下得以去除，甚至获得根治。因此，对两位天皇的治疗可以重新评估。例如对第一位天皇，虽然我也不赞成做根治性切除，但单纯做“捷径”手术看来是不够的。在CT引导下经皮穿刺做局部“消融”（冷冻或放射性粒子植入以及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纳米刀消融），可以消除或大部分消除胰腺本身的肿瘤，而且，即使做“捷径”，也可在腹腔镜或胃肠内镜下完成。对第二位天皇，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或“搁置—观察”，都不一定是最可取的。在超声引导下做经皮冷冻或碘125粒子植入，目前已成为常规治疗，可以在创伤极微小的情况下完成“根治” 。
我们无需对日本御医团当年的治疗过多指责，终究对显贵人士的治疗与对一般病人不同，用传统的治疗不会受到指责。这也是“显贵”人士生了病，虽然得到最“重视”的治疗，但却不一定是最好的治疗，也不一定有最好的结果。
面对癌症，是做切除还是做局部消融？是做破坏器官的大手术，还是做保存器官全部或大部的微创治疗？一定要从病人整体予以考虑，特别是对老年病人。
我有一位印度尼西亚朋友，一位非常善良的华人企业家，七八年前，他已 70高龄，患了肝癌，在日本接受了手术切除。2年后，肿瘤复发，他在日本接受了局部射频消融。4年前，肝癌第二次复发，肿瘤直径2～3厘米大，我建议他来我院接受经皮冷冻消融。他订了机票，我也为他在医院留了病房。一周过去了，他来电说要“延期来”，再过了几天，印度尼西亚传来消息：他已去日本。随后，日本传来消息，他已“顺利手术切除肿瘤”。两周后，印度尼西亚突然来电，说这位印度尼西亚朋友高热、咳嗽，已入住新加坡的医院，问我“有无良策”。原来他并发肺部真菌感染。几天后，这位印度尼西亚着名企业家离开了。去世前，他向陪伴的人说“对不起徐院长”。
再伟大的人也会死亡，但这位朋友似乎不应该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仅做经皮冷冻治疗，几乎不会出现这一可悲的结果。
治疗癌症，我们不仅仅治疗病人的肿瘤，更是治疗患有肿瘤的病人。肿瘤被消除了，病人死了，这是失败；肿瘤尽管存在，或没有完全被消除，但病人活下来，这是成功！
我有一位老朋友老赵，是深圳一家医院的消化科专家。6年多前，他给我来电话，说肝脏上查出一个瘤子。第二天他自己开车来到我院。入 院第二天，我们就为他治疗了。牛立志博士首先在超声引导下为他做活检，先取4块，我说再取两块吧，也许是“命中注定”，事后病理检查时正是在最后两块活检组织中找到癌细胞。由于这位老朋友有言在先，不管活检是什么，都要给予冷冻。凭我们的经验，恶性可能性大。在超声指引下，在瘤子中心和周边部插了4根冷冻探针。整个过程花了不到1小时。术后第3天他就出院，几天后回青海老家休息了。此后他常在节日来电话报个“平安”。2012年9月15日，深圳医学会消化病学会召开学术会议，我应邀去讲课。老赵也来了，与他医院的同事一道，说说笑笑，好开心。如今老赵还在发挥余热，每天为病人看病，乐此不疲。
为老年人治癌症，一定要“绿色”、轻和、不伤“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