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癌症，对每个家庭都是一场灾难。医生和护士对此不能不心痛，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与患者和家属同忧同愁，“休戚相关”，共同与癌症作斗争。有了这种感受，我们就容易被感动，善于做感动事，原先没有办法就有办法，“不治”的癌症就可能变成“有治”。
著名主持人的感动
２００８年４月的一天，深圳的胡晓梅打电话给我，一边泣不成声，一边说：“家里遭难了，爸爸患了肝癌。”我马上安慰她，叫她马上带父亲来广州。
胡晓梅是名人。十多年前，她作为深圳电台“夜空不寂寞”金牌主持人获得全国十大“金话筒”之一的称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曾被邀请在她主持的节目中担任嘉宾。近几年来我们很少联系。她曾向我诉说她的家世：父母在２０世纪那混乱的６０年代结婚，生下她和妹妹。现在父母均已从江西退休来到深圳定居，妹妹在深圳广电集团从事广告业务。她有深爱她的丈夫和９岁的儿子。全家日子其乐融融。
晓梅爸在家很悠闲
在后来发表于《健康报》的一篇长文中，她这样描写她当时的心情：
无比清楚地记得，2008年4月的一天早上，接到电话说父亲患癌的那一刻，我正挤在电台人头攒动的电梯里，如五雷轰顶，眼前一阵发黑，伸手扶住了身边的人才站稳。脑子里即刻闪现的是好朋友小赵的父亲，被肝癌化疗折腾得只剩六十多斤。他是肠癌肝转移后，肛门切除，每天挂着粪袋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无法进食，只能靠输营养液维持生命，每天最-大的期盼是家人早晚两次把他抱上轮椅，推到门口抽一支烟。受尽折磨却无比顽强的老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在努力抓住生的希望，他对女儿说：“再做一次化疗吧，再来一次！我顶得住！”
从老人确诊到离世的两年时间，小赵和她的妈妈已经欲哭无泪。人生最痛莫过于此，眼睁睁地看着最亲的人被病魔摧残至死，心都碎了却无能为力，更无从安慰。这个极端痛苦的煎熬过程几乎把小赵和她母亲击垮，无论从经济上和心理上，她们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我这个旁听者能给予的也只是倾听和同情。根本不能想象，这么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家庭！
在彷徨无措的时候，第-一个赶到身边安慰我的，是小赵。我问她，治疗一定要那么痛苦吗？她说是，医院没有更好的办法。
怀着满心的焦虑和恐惧，可在父亲面前我们却要假装轻松，极力隐瞒，警觉的父亲小心翼翼地从我们的眼睛里寻找着蛛丝马迹。我们抱着侥幸心理四处奔波求助，但几乎所有的医生都下了相同的判决：原发性肝癌，晚期，多发，无法手术，只能介入化疗，最多撑４～６个月。
我开始晚晚从噩梦中尖叫惊醒，万般无奈之下，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广州复大肿瘤医院的徐克成院长。我记得多年前我曾在电台节目中帮助他医院的两个肿瘤患者向社会募捐。我打电话向徐教授描述了父亲的症状，征询他的意见。当时正在国外讲学的徐教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句话：“晓梅，无论你选择哪家医院，你记住，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原有慢性肝病，肝功能不会好，一定不要轻易化疗。”
当时的我，非常困惑，当今医院对癌症的治疗，除了手术切除，就是化疗、放疗。手术不能做，化放疗不能选，那还能做什么？！
虽然充满困惑，但我相信他说的话。记得１０多年前，他曾经同样语重心长地在我的电台直播节目里告诫广大听众，不要相信什么能使大小三阳转阴的“基因疗法”，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为此他走出电台大门就遭人围攻恐吓：“徐教授，我们知道你说的是科学。但你不要挡人财路，小心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晓梅夫妇领着她的父亲，由母亲陪着，来到我院。我看了ＣＴ片，整个肝内多发性肿瘤，大小不等十来个。血液甲胎蛋白２００多微克。虽然我研究肝癌数十年，但每看到一个肝癌患者心里总是一惊，面前总呈现出４０年前的情景：一天，我正在病房看患者，突然接到消息，说我母亲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医院宿舍，惊呆了：几个月不见的母亲，面容憔悴，双手捂着右上腹。我赶快用手去摸她的腹部。我心碎了：一个大肿块把右上腹顶得老高。晚期肝癌！不到三个月，不管我这位做儿子的已经是一位医生，也不管我明知无用还是请来了上海几位专家会诊，含辛茹苦把我培养长大的母亲，尚不到六十岁，我还来不及报答，她就离开了我和当时尚幼小的弟妹。现在，看到晓梅那双强忍着泪水的眼睛，我的心再次阵痛。晓梅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我感到她在颤抖。她说：“徐教授，你要救我爸爸。我和妹妹不能没有他。”
对于晓梅爸爸这种肝癌，手术不可能，化疗有害无益，放疗也无效，我院的冷冻技术虽然对肝癌有效，但只适用瘤子数量较少的肝癌。但我面对晓梅，没有退路，只能没有办法想办法。我决定采用联合免疫疗法，希望让肿瘤“休眠”，与人体“和平共处”。
不知是上天的恩赐还是爱心的力量，结果十分理想，正如晓梅在她的《仁者有爱，仁者求术》中所说：
在无法做手术，没做化放疗的情况下，父亲被从悬崖上拉了回来，并且面色红润、劲头十足地生活着，肝肿瘤标志甲胎蛋白降至正常。他老人家上午去公园吹笛，下午去会所打球，周末钓鱼打牌，几乎没人相信他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
2009年11月，我去到晓梅爸妈在深圳的家。那是一个安静小区里一座３０层大厦的第２层，二房一厅，其中一房是“音乐室”，里面除了音响外，还摆放了大小不一的笛子和二胡。晓梅爸是小区的笛子演奏家，居委会经常请他去“与民同乐”。客厅一角橱顶有许多乒乓球拍，晓梅妈兴奋地告诉我，她老伴同时是小区乒乓球“教练”，每天都要去小区活动室打上２小时。听说我来了，住在附近的晓梅和她的妹妹都赶来了，晓梅说：“生病后，我爸的人生观和性格改变了，过去他是‘工作型’，里里外外全靠他，现在是‘娱乐型’。”晓梅爸老是笑，他把我领到走廊，不无骄傲地向我介绍他养的金鱼、小兔、小白鼠……
看到晓梅爸的康复（医学上应该说改善，不是治-愈），又看到一个人的康复带来的全家欢乐，我们做医生的难道不感到职业的神圣吗？
作为医生或护士，我们要善于“感动”，被人感动，感动人。胡晓梅对父亲的挚爱感动了我，被感动的我们做了令人感动的事，又感动更多的人。这就是“感动倍增”，正如胡晓梅所说。
自从父亲患病以来，我身不由己地踏进了癌症患者的生活圈，接触到愈来愈多的患者和家属。我看到了疾病带给每一个家庭无比深重的苦难，看到了每一个生命以惊人的求生意志苦苦挣扎在生死的边缘，看尽了人世间的恐惧、希望、泪水和重生的喜悦，也看清了被病魔所侵蚀和扭曲的触目惊心的人性。我和那些素昧平生的“战友们”彼此安慰打气，也相互分担照应，“同是天涯沦落人”，情义的支撑尤为珍贵！而分别，是这个团体最不愿面对的事———每当送走一个战斗到最后的勇士，每个人都心中悲戚，感觉到切肤之痛。有时我在家中神情凝重，我先生就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叹一口气对我说：“如果承受不了，就不要接触太多。”
“晓梅姐，昨晚爸爸的主治医生王博士发短信，说爸爸周一化验的甲胎蛋白结果是４。我们不敢相信，反复向他核实。真是上天的眷顾，遇到徐院长。这样的结果太令人振奋，虽然防复发的路途还遥远，但我们彼此做伴，还有叔叔和院长做榜样，我的心很踏实。”
（凤凰卫视李贞贞）
“晓梅，你好。我父亲半年多来不能平躺，不能睡觉，老发烧，在徐教授医院才住５天，５天内都得到了解决，他好开心，一个人在房间唱歌，晚上一觉睡到天亮。谢谢你和我分享你父亲走过的路！”
“晓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父亲今天要东西吃了，以前什么营养东西他都不吃，只有我在跟前才勉强吃点，今天他竟然要吃鸡肉，我好开心！心里好感谢徐教授对他的关心！我父亲去复大之前，在当地住院的２０多天里，医生看他发烧、咳血就发抖，几个人手忙脚乱一阵，最终只得到一时的控制，实在没有办法，我们把他带回了家。３天后把他送到徐教授的医院，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我多开心！今天徐教授一下飞机就去看他，我非常感激，会永远记住你们的好！”（韶关小唐）
……
是的，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体验———既希望看到战胜病魔的英雄，他们的希望就是我父亲的希望；又害怕看见倒下的战友，他们的离去会让我们的希望也变得遥远。这真是人生难以承受之重……就这样在痛苦和希望的两极摆荡，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志和毅力，才能继续顽强地上路？
新西兰药剂师的愿望
很多癌症患者不愿公开自己的疾病。十几年前我曾治疗一位香港企业家，他患有直肠癌、慢性肾炎、尿毒症。来我当时在深圳服务的医院检查，我动员他立即治疗，先接受血透析，待肾功能改善后接受手术。这位老板执意要出院处理公司业务后再来治疗，并要我为他病情保密，连他儿子也不要告诉。当然后果可想而知，两个月后他就离开了，迄今我一想起就心痛。
2005年初，我院来了一位新西兰的药剂师，患乳腺癌伴淋巴结转移，新西兰奥克兰的医院动员她手术治疗，但年已４６岁仍然单身的她拒绝手术切除乳房，从网上知道我院后，来我院住院。一入院就提出几个要求：一是绝-对为她保密，不能将她患乳腺癌的信息传给任何人；二是坚决不接受手术；三是一定要保持完整的乳房外观。我们为她作了经皮冷冻和腋窝淋巴结清扫，完整地保存了她的乳房。２００６年５月我应邀去新西兰演讲，已经完全康复的这位药剂师热情地陪我到处访问，在我演讲后主动上台，毫无顾忌的讲自己如何患了乳腺癌，如何在中国接受了治疗，她掀开自己的外衣，露出内衣紧罩的乳房，说：“我的愿望就是：告诉乳腺癌患者，对你的乳腺癌，除了切除乳房，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新西兰女士在讲自己看病经历
澳洲幼子的“重要问题”
2010年6月10日，我正在美国访问，接到我秘书转来一封邮件，是我院７病区一位澳大利亚患者的孙子Ｃｉｃｃｏｔｏｓｔｏ写来的，说：“亲爱的徐教授，你对我的家庭和我非常友好。……我想此时你在美国一定很高兴。……我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能做一个医生并从现在就在你的医院开始学习吗？我愿意在你院非常努力地学习和工作……”这是一位９岁小孩写的，不脱稚气，但我看了这封信后久久不能平静：我们的工作竟让一位小孩感动了！
天真的澳洲小孩
小孩的祖父叫Ｇｉｇｌｉａ，是澳大利亚西海岸珀斯（Ｐｅｒｔｈ）人。这个城市曾出了两个消化病学界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马歇尔和沃日，他们发现的胃幽门螺杆菌带来了胃病治疗的革命性改变，也为胃癌的发病提供了新概念。Ｇｉｇｌｉａ先生正是患了胃癌，发现时就已不能手术切除，化疗未能控制病变。老人已经７１岁，是一家酒店老板，有３个女儿１个儿子。２００９年９月，他在两个女儿陪伴下，带着孙子，第-一次来到中国，住入我院，治疗后病变得到控制。一个月前在澳洲做了检查，发现胃癌的原发灶和转移淋巴结均大部分消失，全家十分高兴，于是再来医院进行“巩固性”治疗，治疗之余就到广州游玩名胜古迹，享受“食在广州”的乐趣。老人说：小孙子非常聪明，看到爷爷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就萌生在中国学医的想法。2010年6月26日，老人出院，我正巧在医院大厅遇到他们，小孙子一把拉住我，要我答应他长大后来我院“学医”。
菲律宾志愿者网站
2010年6月23日下午，我院会议室里菲律宾患者正在聚会。近年来来我院治疗的菲律宾患者很多，最多时有70多人同时住院。他们经常聚会，或在会议室，或在咖啡厅，有时还让我院服务部协助到院外集会，他们或是一起谈治病体会，或是请牧师来举行宗教活动。这天的活动似乎有些特殊，因为菲律宾驻广州总领事馆行政总管ＧｌｅｎｎＦＧｏｒｐｉｎ先生被邀请来了。我也被邀请参加。
首先由美籍菲律宾人Ｎｅｓｔｏｒ先生讲话，他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孙，我们要感恩，要感谢上帝给了我们生命，感谢复大医院给了我们新的生存希望，我们要带着感恩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我们所有从复大医院出院的菲律宾患者，都是志愿者，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复大，让他们知道在这里你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延续。”
菲律宾志愿者网站的一个界面
Ｎｅｓｔｏｒ先生是家住美国加州的菲律宾人，一位退休的公司高管，今年６９岁。６年前患了前列腺癌，发现时就已有淋巴结和骨转移，在美国接受了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病情一度控制，但不久又加剧。2009年3月Ｎｅｓｔｏｒ来到我院，接受了前列腺局部冷冻、血管介入和全身免疫治疗，病变基本消失。10月份，满怀感恩的Ｎｅｓｔｏｒ回到菲律宾马尼拉，在弟弟的协助下，于马尼拉最-好的酒店半岛酒店举行了５００多人参加的癌症治疗讲演会，邀请我和我院穆锋博士演讲，其后３天内，我们为150多名患者义诊。近年来，Ｎｅｓｔｏｒ不断从事癌症治疗义务宣传，如他所说，他俨然成了“半个医生”。
这天的聚会主要是演示菲律宾志愿者网站。Ｎｅｓｔｏｒ讲话后，会议室大屏幕上就显示出网站的内容。网站名为“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ｆｏｒＦｕｄａ，ＰＶＦ”，制作者是一对美籍菲律宾夫妇，丈夫名叫Ｍｉｋｅ，妻子名叫Ｃｈｏｎａｔｒｉｖｉｎｉｏ，妻子患右肾尤文氏肉瘤伴肺转移，去年来我院住院，出院后夫妇就开始制作这个网站，其内容包括Ｎｅｓｔｏｒ等患者的治疗经过、住院感受、癌症特殊治疗等。
什么是志愿者？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活动者”，指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而不关心报酬、奉献个人的时间及精神的人。志愿者就是人间关爱的体现，他们不是指挥者、教育者，而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他们传递了爱心，传播了文明，这种爱心和文明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最终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暖流。
我总算体会到志愿者的内涵。人活在世界上，钱很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人还需要精神，需要爱。志愿者自古以来已经存在，古时候的赠医施药就是志愿者的雏形。除了这个菲律宾志愿者网站，据我所知，从我院出院的丹麦患者也开了博客，传递我院治疗信息，交流治疗体会，实际上是志愿者在为我院的市场服务。
我感谢这些不要任何报酬、不求任何回报、只想帮助他人的志愿者！“救死扶伤”的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更加奋发地通过我们的医疗实践，实现人间的大爱，用心灵感受志愿者的崇高精神，实现自身素质的提升！
菲律宾患者在复大医院。右前七是菲律宾驻广州总领事馆行政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