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上班时，小梁兴奋地告诉我：“院长，你记得新加坡一位患肺癌的大学教授吗？”“记得呀，现在怎么样？”小梁是护士出身的癌症康复服务人员，负责照顾东南亚患者，对患者比我熟悉。我正挂念这位教授呢，迫不及待问。“好着呢！刚通过电话。”看着小梁那个神情，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落下地。
这位教授约50几岁，男性，他的肺癌已有2年，活检是腺癌。那次在新加坡见面时，CT上已有胸腔和心包积液，纵隔淋巴结肿大，提示肺癌已发生转移，属于IIIb期。他已接受了在新加坡能接受的全部治疗，包括放化疗、分子靶向治疗。也许自己是教授，见到同行生这样的病，心情格外沉重：一是常规方法不可能帮助到他了，生存期看来有限；二是也许我们的那套“中国式治疗”即“消灭”和“改造”并举方法能帮助他，但仅仅是“帮助”，不能担保。
几周后，他来到我院住院了。出院后，没有再见他，但肺癌的凶险，让我不无担心。
作为世界性第一“大癌”的肺癌，其治疗仍然是最大挑战。前天，在我院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癌症治疗论坛上，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教授Doru Paul，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肺癌免疫治疗：2016年新进展”，主要讲PD1 拮抗剂对肺癌患者生存期影响。他列举了许多发表于世界著名杂志的研究成果，应用PD1 拮抗剂Nivolumab（即Opdivo）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12 个月，应用紫杉醇化疗者9 个月，不予治疗的对照组7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即用药后病情停止发展的时间，用Nivolumab的患者仅2-3 个月，有一份研究显示用该药者甚至短于化疗的病例。
昨天上午，办公室里来了4位外国医生，其中就有作上述演讲的Paul 教授。他们来自罗马尼亚，Paul是在美国和罗马尼亚两地兼职。同来还有泰国亲王席琳·荣颂。我赞赏了Paul 的研究有水平，收集的资料十分丰富，他说：“不。我们是来请教的。我报告中那些药和方法，在罗马尼亚没有几个人用得起。我欣赏你们的那套‘中国式治疗’。”
Paul 讲了当前肺癌治疗最困惑的问题。在基因筛查普遍开展的今天，肺癌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可让患者延长生存期，但遗憾的是，延长的时间是以月计。PD1 拮抗剂是另一新的领域，但患者生存期延长仍然有限，费用更是“天价”。患者的目标不是生存几个月，而是几年，甚至更长。如果为了多生存几个月，花费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还要冒不完全清楚的不良反应，“价值”到底有多大？
与罗马尼亚医生一起。前左3是泰国亲王席琳·荣颂
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不能完全等同。有专家说，医学不等于科学，这话有道理。也许未来这些科学研究将会给临床治疗带来理想效果，但这个“转化”需要时日，可能很长时日，而临床医生和病人无法等待。
这也许为什么汤钊猷院士提出中国式抗癌，需要“中国元素”和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思维”，就是病人至上，中西互鉴，与癌共存。
病人至上就是不放弃。对肺癌病人，即使“晚期“，治疗仍是有效果的。2012年，我曾化了一个月随访在2007年前在我院治疗的“晚期”癌症病人。他们都是“山穷水尽”患者，其中肺癌98例，治疗后生存1、2、3、4和 5年者分别有37、15、11、10和7人，有1人已生存10年。生存率虽然不高，但须知，他们均是预期生命不超过半年的患者。
中西互鉴，就是正如汤钊猷院士所说，“学习西方”与“超越西方”相结合。“超越”就要有中国文化。汤钊猷院士用《孙子兵法》的智慧解释抗癌策略。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主张“穷寇勿追”，就是说，除了追杀（手术、消融、化放疗）之外，还应该“给出路”，让癌细胞“改邪归正”，至少停止“为非作歹”。为此，第一，改造残癌，一些中药及其制剂可能有效；第二，改造促癌的微环境。炎症、缺氧都促进癌细胞生长；第三，改造机体，主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参照美国“Coley毒素”设计，我们将多种生物学制剂组合起来，按照机体免疫功能指标，选择性应用，形成个体化联合免疫疗法（P－CIC），应用于癌症病人，发现有良好改善免疫功能作用。
上述“晚期”肺癌患者之所以能生存超过预期的时间，就是得益于“超越西方”的中国式策略。
当然，对晚期癌症，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应用特殊方法检测外周血液中肿瘤细胞（CTC）是当今癌症诊断学重大进展，誉为“液体活检”。一些癌症病人经过治疗后，CT等影像检查上找不到癌瘤，但血液中可查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癌细胞。少数正常人也可查出1－2个，这说明，“与癌共存”是很常见的。我们希望消除癌瘤，但更希望病人活下来，长期活下来。我在广东江门随访到一位5年前曾在我院治疗的晚期肺癌病人，当时曾被认为只能生存3-4 个月，如今居然还活着，但他的肿瘤仍存在，颈部多个淋巴结转移。他的儿子是当地区科技局局长， 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现在吃得下，走得动，好开心，已活过90岁，还想活一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