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抗癌
胆管细胞性肝癌比肝细胞癌少见得多，平时研究很少。手术后，我最关心的是我到底能活几年？一份台湾的文献让我十分震惊，或者说非常恐惧。根据那篇文献，边缘性胆管细胞癌患者，手术后3年生存率10%，5年生存率5%。这表明我得在3-5年内做完我该做的事。我想，“工作”可能是最好的“治疗剂”。
我决定 “工作抗癌”。接受肝叶切除后第5天，胃管拔除后，我就半坐着，要来电脑，看起文章；第13天-：刀口尚未完全拆线，我就移住到我院距离办公室最近的病房里，坐在床上与同事讨论工作，有时也“溜”到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
有人见我天天上班表示不解：癌症病人还能工作吗？我说：一定要工作！我太太极力反对我上班，认为我之所以患癌症，是我几十年来忘命工作的结果。我不同意她的看法，认为也许正是我工作忙，我的癌症才发展得缓慢。
6年多来，我每天8点10-15分到办公室，上午巡视病房，下午开会、撰写或修改文章，或讲座，晚上一般8点回家。在这期间，我和我的同事做了几件值得回味的大事—
手术后第16天，参加为来自梅县山区患面部巨大恶性肿瘤小孩江味凤会诊，组织全院力量，手术切除重达1.5公斤的肿瘤，奇迹般保存了患者右眼。手术后第4个月，驱车8小时到梅州山区看望江味凤，给她送去学习用品，圆她上学梦；
第64天，飞马来西亚吉他州，看望被马来西亚媒体呼救的“象面人”洪秀慧和陈嘉欣。2006年5月，迎来马来西亚“象面人”，奋战7个月，成功为这两个华裔青年去除“象面”，实践了龙的传人血浓于水的情谊，震动东南亚；
2007年3月，接受湖南“超级巨瘤”患者黄春才，经过近一年努力，为他切除巨瘤共17公斤。此事被路透社和美联社称之为“中国的突破”；
2007年，主编《肿瘤冷冻治疗学》，40万字，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世界上第一部肿瘤冷冻治疗专著；
2008年2月，接受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来院治疗，组织力量，为他切除腹腔巨瘤5公斤，正如北京的一位著名教授所说，我们“做了北京无人敢做的事”；
2010年，编写科普书籍《我对癌症患者讲实话》，15万字，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2011年主编英文版《ModernCryosurgery for Cancer》，980页，World ScientificPublisher 已于2012年3月出版发行
6年来，我数次访问了欧洲、澳洲、美国、加拿大和东南亚各国，在国内外作
各种讲座至少50次；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写作的总字数超过200万。
我无炫耀自己之意，也不建议所有癌症患者都像我这样工作。我只是认为工作是我今天能处于“无癌”状态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条件和要求。个体化安排自己很重要。关键是你的心态以及工作能否为你带来快乐。
因为患了癌，你死亡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得多。在死亡随时可以来到的情况下，所有的荣誉、地位、金钱，所有对困窘或失败的恐惧，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事业和尽可能多些的贡献才会留下。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最好的策略就是随缘而致，顺心而为，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既可“抗癌”，又可给社会留点有益的东西，何乐不为！
其实，将“工作”作为抗癌武器的人，不止我一个，前述的印尼卫生部长恩当博士远甚于我，下面介绍的音乐家也是一位工作狂人。
乐曲谱写生命
马来西亚，这一人杰地灵的美丽国家，出了许多杰出人才。被马来西亚媒体称之谓“不死的音乐家”的陈伟添就是一位让人激动给人激励的神奇人物（图15）。
图15 马来西亚音乐指挥家陈伟添
2010年5月中旬，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礼堂，我们正在接受癌症病人咨询。一位消瘦的年轻人，在太太和父母陪同下来到我面前。我看了资料，他叫陈伟添，39岁，患胰腺癌，已有肝转移。在新加坡的医院接受过“旁路”手术、化疗。按文献记载，这种IV期胰腺癌患者的生存期仅3-6个月。看看他年迈的父母，再看看他漂亮年轻的妻子，我心里一阵隐痛。陈伟天在妻子的陪同下，2周后来到我院，接受了一系列治疗。一个月后，他的疼痛全部消失，PET-CT上胰腺病变从入院时的5厘米缩小到1.5厘米，肝内转移灶基本无活性。7月初，他回到吉隆坡全场指挥了一场音乐会，当他和乐队站在台上向热烈鼓掌的观众一遍遍谢幕时，他流泪了，说：“你们知道吗？今天站在台上指挥这场音乐会的是一位胰腺癌患者，是广州复大医院让他重新回到演播台。”全场沸腾了，人们涌上台，鲜花、拥抱，陈伟添满面泪迹，……
伟添回复到正常的生活。乐团训练又开始了，学生一个个回到他身边，他又是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每天照例练琴2小时，从早到晚，节目按小时排列，满满实实。
2010年12月19日，伟添邀请我去吉隆坡聆听迎圣诞音乐会。我带着我院摄像师小廖出席。下午6点，我们来到吉隆坡文化中心。伟添和他的父母、太太和两个孩子已在那里等我们。他的父亲满脸挂着笑，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均从英国大学毕业。伟添最有成就，从曼切斯特大学音乐系毕业后，又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受训。突然，伟添爸深深叹了一口气，眼睛湿润了，说：“今年5月前我是生不如死呀！从新加坡回来，医生告诉我们这是最后的治疗了，无需再来了，“他说不下去了，停了好一会，说：“幸运的遇到了你，真是上帝的安排呀！”他抬头深深看了我，说：“你是伟添的再生父亲，我是他的生身父亲，今晚我们两个父亲看儿子演出。”他说得很平静，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留下了泪。
晚上7点半，座无虚席的音乐厅突然鸦鹊无声。陈伟添身穿黑色西装，手执指挥棍，风一般走上指挥台。随着他的指挥棍的抬起，交响乐声腾地奏起，乐声时而像疾风暴雨，时而像风吹微波，伟添的每一块肌肉，几乎每一个细胞，都在随着音符跳动。我坐在第一排，离伟添最近，看到他的脸上不断冒出汗珠，我的心饽饽跳动：伟添吃得消吗？二个小时了，乐曲达到高潮，随着伟添的指挥棍从空而落，乐声豁然终止，接着，雷鸣般掌声震撼大厅，伟添领着上百名演奏家一遍遍向观众鞠躬致谢，十几位花一般的少女将大把鲜花送给伟添…..
刚一结场，伟添就趋步到我面前，我们紧紧拥抱，紧紧的，紧紧的，有几分钟，我们谁也不讲话。我拉着伟添的手，那手心里明显湿润，我看着伟添的眼睛，明亮有神，
我轻声问他：“伟添，吃得消吗？”伟添满脸都是笑，说：“院长，我有力得很呢！放心，再演奏两小时也不累。”
我相信他的话，音乐是他的生命，有了音乐，有了他视如生命的工作和忙碌，他就有活力，就能战胜病魔，这像最美妙的药物，又胜过任何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