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调查16种常见恶性肿瘤的结果显示，在47488例患者中，营养不良的总体发生率高达80%。其中，轻度营养不良为22.2%，中度营养不良为32.1%，严重营养不良为26.1%。

黄晓军教授表示，由于近年来对白血病的理解和生物靶点的发现，白血病已进入了一个精准治疗的时代。

细胞焦亡是一种促炎性的细胞死亡方式，邵峰院士通过视频演示，让观众了解了细胞焦亡的发生过程，并对比了细胞凋亡和细胞焦亡的区别。

11月15日，在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CCO）头颈肿瘤加甲状腺癌分会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嵇庆海教授以《晚期甲状腺癌免疫和靶向治疗的探索与思考》为题作报告分享。他指出，局部晚期甲状腺癌患者预后情况较差，同时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如何处理晚期甲状腺癌预后较差需要二次手术的病人，是目前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东省人民医院周清教授指出，奥希替尼无论被直接用于一线治疗还是在1/2代后使用（二线治疗），均出现耐药。因此，奥希替尼一线治疗后的耐药机制（二线治疗的耐药谱与一线类似）探索非常有必要，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患者生存。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锡山教授指出，我国结直肠癌的诊治现状并不理想，发病率逐渐提高，肠镜筛查应用不普遍，诊断时进展期占多数，与欧美、韩日相比，我国肠癌患者生存率偏低。

2020年11月15日，在《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发布会上，陈敏山教授表示，此次共识旨在整合其它共识、指南在肝癌联合治疗策略中的最新进展、重点在于如何建立多学科诊疗团队（MDT）和对不同分期肝癌如何开展多学科综合治疗操作进行细化、更新和补充，为临床一线提供一部更全面、实操性强、符合中国国情的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共识。

“超适应症用药”是指医生用药超出了药品说明书的适应症范围。在临床上，超适应症用药”的情况并不少见，如老药阿司匹林可用于抗血栓。然而这现象是否合理，还存在争议。

数据显示，自2006年国内引进首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以来，我国已累计开展了4万多例机器人手术。毫不夸张地说，外科手术正在逐渐走进机器人时代。那么，开放手术和传统腹腔镜手术何去何从，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机器人手术完全取代？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李涛教授表示，在初诊的患者中，40%已经不可手术，化疗对于食管癌患者而言有效率很低，一年生存率仅20%-25%，因此提高食管癌患者，尤其是（局）晚期食管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是目前临床亟待解决的难题。

樊代明院士指出，要把病人的情况，各项数据、临床证据和治疗的不同的方法加以有机的整合，形成个体化的整合诊治方案，才能实现最大化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整合肿瘤学的根本原因和它所要做的。

胰腺外科手术效果如何？“效果矮、挫、穷”虞先濬遗憾地表示，虽然手术安全性和根治提高，但并没有给胰腺癌患者带来突破性的疗效和显著的生存获益，套用“苹果之父”乔布斯的一句话：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吴小华教授指出，抗癌保育的一重奏是确保肿瘤的安全性，二重奏是提高术后妊娠率。吴小华团队目前一年大概会做三四十例抗癌保育手术，自2003年率先开展ART术以来，目前为止所进行的ART术已近500例，成为全球之最。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鼻咽癌放疗首席专家马骏教授提出，要解决鼻咽癌中晚期比例高，单纯放疗效果差的问题，需要把全身化疗的优势加上去。

杨宝峰院士在报告中提到六个肿瘤药物关注热点，即：离子通道和肿瘤的关系，肿瘤特征及其机制，优化毒性较大药物，老药新用，发挥传统中药作用，联合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