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发肿瘤热点 | 卵巢癌5年生存率偏低，PARP抑制剂有望改变治疗格局

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位居中国恶性肿瘤榜的第十位，死亡率位居第九位。据统计，中国每年卵巢癌新发病例为52100例，每年死亡病例达22500例。由于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患者确诊时多为晚期，在中国卵巢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约为40%。

11月13日下午，在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CCO）召开之际，《上皮性卵巢癌PARP抑制剂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的中国专家共识》发布会及巡讲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妇瘤科主任吴小华教授和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妇科主任医师刘继红教授详解卵巢癌的防治和最新进展。

上皮性卵巢癌占9成，有这些特征的女性是高危人群

卵巢癌的发病危险因素包括家族史、遗传因素、年龄、体质量、子宫内膜异位症、未生育、激素替代治疗等。卵巢恶性肿瘤有很多种类，其中，90%都是上皮性卵巢癌，多见于绝经后女性。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妇瘤科主任吴小华教授

吴小华介绍，BRCA1/2是重要的抑癌基因，对于维持细胞正常的生长增殖至关重要，也是维持细胞HRP功能最重要的基因。BRCA1和BRCA2突变成为卵巢癌中最常见的HRR突变。在上皮性卵巢癌中，胚系BRCA1/2突变占14%-15%。

研究显示，BRCA1/2基因突变携带者发生卵巢癌的风险明显增加，其中BRCA1突变会让卵巢癌的发生风险提高 54%，BRCA2突变则让卵巢癌的发生风险提高 23%；Lvnch综合征、利-弗劳梅尼综合征家族的女性都是卵巢恶性肿瘤的高危人群。

“上皮性卵巢癌还是属于老年性疾病，但临床上也发现一些年轻妇女罹患卵巢癌，主要可能有BRCA突变，具有明显的家族遗传性。”刘继红表示，在上皮性卵巢癌当中，大概1/10-1/3的病人有遗传背景，而肿瘤的发生与遗传相关，这个遗传相关其实很可能就是有BRCA突变。

早期症状不典型，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手段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妇科主任医师刘继红教授

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等到患者出现大量腹水、肚胀等卵巢癌相关的明显症状时，往往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导致治疗困难，也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期。如何早期发现和预防卵巢癌呢？

就目前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什么特异性的办法可以筛查卵巢癌。刘继红解释说，卵巢癌不像子宫颈癌病因非常明确，可以通过筛查，通过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但卵巢癌的病因至今不明确，所以没办法研发疫苗，也没办法去做一级预防。就连二级预防，做筛查也困难重重。

据了解，国外有一些大型研究，采用B超、肿瘤标记物检测，通过检测指标升高帮助早期发现卵巢癌。对此她认为，可能对一些个体有帮助，比如每年定期体检，或许可能发现卵巢癌的一些早期病变。但是对于群体来检测，从国家公共卫生层面考虑，这个办法并不能有效降低卵巢癌的死亡率，说明对早期发现并没有多大益处。更何况，高级别的上皮性卵巢癌，往往会在短时间内进展为晚期。

关于卵巢的预防，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还是针对明确有遗传背景的这部分患者，大概只有1/3-1/4。刘继红说，假如检测证实有BRCA突变，建议完成治愈以后，去做预防性的卵巢输卵管切除手术，可以将卵巢癌的发生风险降低95%以上。对于不愿意做预防性手术的女性，使用激素类药物也可以进行预防。

PARP抑制剂的出现，让卵巢癌有望实现“临床治愈”

目前，手术和化疗是卵巢癌治疗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卵巢癌手术治疗已经几乎做到极限，也没有新出现比紫杉醇和卡铂更有效的化疗药物。

吴小华表示，近年来，卵巢癌治疗的最大进展应该就是聚酰胺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的出现。“随着PARP抑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有效地延长了晚期卵巢癌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改变了卵巢癌的治疗格局。”

2020欧洲肿瘤内科年会（ESMO）公布的SOLO-1研究5年随访数据，体现了PARP抑制剂对于卵巢治疗的强大疗效，引领卵巢癌治疗从“延长复发时代”迈入“临床治愈时代”。

目前美国FDA已经批准了3种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卢卡帕利、尼拉帕利），中国NMPA批准了2种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尼拉帕利）应用于临床。

维持治疗分一线维持治疗和二线维持治疗。一线维持治疗是指患者做完手术、完成全部化疗之后，再使用PARP抑制剂或贝伐珠单抗。

吴小华表示，临床统计约有50%以上的卵巢癌患者表现为HRD阳性，将适合一线维持治疗的患者数量扩大一倍。HRD阳性患者无论单药使用PARP抑制剂还是联合化疗使用，都将获得显著生存获益。

根据PAOLA-1研究的结果显示，在HRD阳性（包含BRCA突变）患者中，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37.2个月，进一步证实HRD阳性将扩大靶向治疗的获益人群，为更多患者争取生存延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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