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肿瘤治疗先保命再抗癌

　　之所以写这篇文，是因为看了昨天何裕民教授的博客，他记录了给一个晚期肝癌病人的会诊经历。面对重病，医生必须有哲学头脑，否则就算坐拥极好的医疗条件，也仍旧不能自治。

　　这个病人才50岁，是一位三甲医院院长，事业有成但却是肝癌晚期。何这样描述会诊场景：“极度消瘦，身上插满了管子，脑转移、肺转移，加上胸水、呼吸困难、神情恍惚，还算认得出我，因为这些天他天天在盼望我会诊。我首先问肝癌什么病理类型，居然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前面也没有人关心。会诊房间的黑板上，写着20多种药物，都是病人每天都在用的，他要每天静脉输液2100CC！而这些药物，都是各科医生会诊时提出的。我仔细看了，大多数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个三甲医院的院长啊，有最好的医疗资源，却是这样漫无目的进行治疗的！”

　　何给出的第一个建议是：先把不必要（或短期无效）的药都撤了，比如胸腺肽、干扰素等，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有一些药虽然理论上有效，但此时他的肝肾功能扛得住吗？第二个：减少输液量，因为他腹水厉害，利尿剂已经用到极量，再大量输液只能徒增其痛苦和治疗困难……

　　何教授打了个比喻：“贪腐问题”就像是疾病里的晚期癌症，中央倡导的反腐就很有策略，有计划、有重点的，比如对“大老虎”，从外围做起，一步步剥开画皮，让水到渠成。对不同的对手各有策略，有的只是调教调教，有的则是狠狠地连根刨起……这些，和治病的哲理是一致的。

　　由此推衍到晚期肿瘤的治疗，不是抗癌，因为也抗不了，第一，应要保命，减少肝肾等的负担。第二，治疗手段和药物，尽可能不再加重损伤，因为病人的体力已经消耗到极限。第三，对治疗手段有所取舍，不能饥不择食。

　　就势翻看何教授之前博客中记录的那些从晚期癌症中活下来的病人，不是因为他们有比这个院长更多的医疗资源，而是因为他们的治疗观念包含正确的哲学观，在方案正确的前提下用药，所以事半功倍，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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